无国界医生1999年诺贝尔和平奖得奖致词

人道救援的使命 : 拒绝沉默

我要首先表示：对于诺贝尔委员会授予无国界医生的崇高荣誉，我们由衷感谢。但与此同时，我们却深感不安。因为我们知道：世上仍有无数被排拒的人群，尊严每天受到践踏。这些是被遗忘的、活在困境中的人，例如每一刻都备受煎熬、要靠捡拾社会和经济体制所「接纳」的人所丢弃的垃圾来过活的街童；还有我们在欧洲帮助的非法移民，他们被褫夺政治地位，因为害怕被驱逐出境，即使有病也不敢求医。

我们的行动，是帮助身处困境的人。但我们并不以此满足。我们把医药救援带给困苦的人，为的是尝试保护他们身而为人的权利不受恶意侵犯。人道行动，并非仅是慷慨施赠、慈善博爱。其目的，是要在极度反常的处境中创造一点正常的空间。我们的目标不止于提供物质援助，我们更著重的，是协助个人重获人的权利和尊严。作为独立的志愿团体，我们矢志为有需要的人提供直接的医疗援助。但我们并非在脱离世情的状态下工作，也不是凭空叫喊。我们的动机十分明确：我们要提供援助，要推动转变，要揭示不义。我们的行动，我们的声音，乃是源于义愤──我们拒绝容忍任何侵犯他人的行为，不论是积极还是消极的侵犯。

今天诸位颁授予我们的荣誉，其实随时可以转授给无数其他组织，或者一些实至名归的杰出人士，以嘉奖他们在其社会的奋斗。但显然诸位选择了无国界医生作为嘉许的对象。我们在1971年正式成立，由一群立志亲身援助危难者的法国医生和记者组成。要向危难者提供援助，有时难免要对那些侵犯人的尊严的国家，拒绝其所作所为。沉默，长久以来被误当成中立，并且被说成是人道行动的必须条件。无国界医生从成立当日开始，就表明不接受这一套。我们虽不敢肯定直言能否挽回生命，但却确知沉默足以杀人。过去28年，乃至今天，我们依然坚定不移地恪守拒绝沉默这个准则。我们以此为荣。今天，我们这一运动未尽完善，仍需奋斗；但我们拥有阵容鼎盛的志愿人员和不同国家的员工队伍，而且得到数以百万捐款者给予我们财政和道德上的支持。今天我们所得的荣誉，是与所有我们的支持者、所有过去和现在仍然每天以不同形式与我们一同奋斗、使无国界医生这脆弱的组织得以存在和运作的有心人所共享的。

当政治发挥不了作用，又或碰上危机之时，人道的主张就会出现。我们采取行动，不是为了担起政治责任。我们首先是要减轻政治失败所导致的不人性的痛苦。这种行动，必须不受任何政治左右。而掌管政治者，也必须认识到自己有责任确保人道工作得以存在。

人道行动必须在一个特定的框架下才能发挥作用。在冲突情况下，这个框架就是国际人道法。它确立了受害者和人道组织的权利，规定了国家有确保这些权利得到尊重的责任，并把侵犯该等权利列作战争罪行而予以制裁。今天，这个框架显然已经失效。救援人员要接触冲突受害者，却往往被当权者拒绝。参战份子甚至把人道救援当成战争的工具。更严重的是：我们正目睹国际社会把人道行动军事化。

面对框架失效，我们会以直言施压，推动掌管政道者承担其应有的责任。人道主张并非终止战争或者缔造和平的工具，而是公民对政治失效的回应。人道行动是济急的、短期的行动，不可能用以替代政治责任的长期必要性。

拒绝沉默，是我们恪守的道德标准。这准则不容把任何道德和政治的失败与不义刻意净化，或刻意清洗其实质意思1992年波士尼与赫塞哥维纳那的反人类罪行、1992年卢安达的灭族暴行、一九九七年萨伊（Zaire，刚果民主共和国旧称）的大屠杀*、1999年在车臣向平民发动的肆意攻击，以上种种，都不容任何人用「复杂的人道紧急情况」、「内部安全危机」或者类似的委婉词来伪饰美化，仿佛这些只是偶发的、政治上未定性质的事件。用字遣辞，对人对事能发挥决定性的作用。用字遣词能够规范问题，也能界定反应；既界定权利，也因而界定责任。用不同的字眼，可以界定面对某一事件时的医疗或者人道行动的反应是否足够，同时也界定某一政治反应是否不足。没有人会把性侵称为一个复杂的妇科紧急情况。性侵就是性侵，正如种族灭绝就是种族灭绝。两者都是罪行。对无国界医生来说，人道行动就是：尽力减轻减轻苦痛，尽力恢复人的自主，见证不义之举，并且坚持政治责任不可逃避。

无国界医生选择的工作，并非在脱离世情的真空里进行。我们身处的社会秩序，既包容，又排斥；既肯定，又拒绝；既保护，又打击。无国界医生每天的工作，都是一场奋斗：是艰辛费力的医疗奋斗，也是高度个人的奋斗。无国界医生不是一个正规的机构──有幸的话，永远都不会是。它是一个公民社会的组织，而今天，公民社会有了一个新的全球性角色、新的非正式合法性。这份合法性，植根于其行动和公众舆论的支持，植根于其成熟的动机，也植根于人权、环保、人道运动以及公平贸易等运动。公民社会关注的，不单是冲突和暴力。我们身为公民社会的一份子，只要维持我们的动机与独立性清晰明确，就能够保存自己的角色和力量。

公民社会相对于政府、政府机关和政权而存在，也相对于其他非政府界别，例如商界。我们的责任，不是去取代政府的责任。政府的最终责任，是包容而非排斥，是要平衡公众利益和私人利益，以及确保有公义的社会秩序。公民社会的责任，是不容许人道行动成为政府的托辞，用以掩藏政府应维持公义和安全的责任。我们的责任，也不是做政府管理民间疾苦的共同管理者。公民社会的责任，在于察觉问题，不是提供解决方法。但公民社会有责任要求政府就问题拿出具体和公义的解决方法来，因为唯有政府，才有这样的合法性和权力。

今天，市场经济日益全球化，我们正面对愈来愈多不公义的现象。传染病引起的死亡和痛苦，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很多病人之所以死于爱滋病、结核病、非洲锥虫病和其他热带疾病，许多时是因为得不到足以活命的基本药物，或是价格太昂贵，或因商人或政府认为财政上划不来而不提供，又或者因为几乎全无对热带疾病的研究和开发。市场的失败，是我们的下一个挑战。但这并非只是我们的挑战。政府、国际官方机关、制药业，以及其他非政府组织都必须正视这种不公义的现象。作为公民社会运动的一员，我们要求的不是慈善施舍，而是改变。

我们坚信人道必须独立于政治以外，但这不是要把「好」的非政府组织和「坏」的政府、或者把公民社会之「美德」与政治权力之「恶行」对立起来。这样二分的争辩，既虚假又危险。历史告诉我们，正如奴隶制度和人民福利权的例子显示：出于公民社会的人道关怀，影响力会不断扩大，直至其提倡之议题最终能够进入政治议程中。但这样的汇流，不能掩盖政道和人道两者之间的区别。人道行动是短期的，是为有限的目标、有限的群体而进行的。这是它的长处，也是它的局限。政治则不得不作长期的构想，本身就是社会的进程。人道行动本质上是普世的。人道责任并没有国界。世上哪里有苦难，人道行动者根据其职志就必须作出回应。相反，政治却是有国界的，一旦危机出现，便会掂量历史关系、权力平衡、以及各方利害等因素，然后才作出不同的政治回应。人道的时空和政治的时空迥然不同，两者背道而驰。这也指出了人道行动基本原则的另一点：拒绝牺牲任何弱者来解决问题，坚持不能为了维护某些人的利益而故意歧视或罔顾任何受害者。今天的一条性命，绝不能以明天的价值来量度，而在「这里」减轻痛苦，也不能成为放弃在「那边」提供援助的理由。由于资源所限，我们有时不免要作出选择，但不论处境如何、有何制肘，都不能改变人道理想的本质。而既抱持理想，政治选择自然绝对不在考虑之列。

军事人道行动的危险

今天，所谓的「军事人道活动」，其发展实在混淆视听。我们必须清楚有力地重申那独立的、平民的人道原则，同时我们也必须批评以「军事人道」为名的军事介入。人道行动为的只是救人，而非杀人。我们的武器是我们的透明度，是我们清晰磊落的动机，正如我们的药物和手术刀一样。我们的武器不是战斗机或坦克，即使有时我们会认为面对必需情况时这些可能管用。人道不是军事，军事也不同于人道。两者绝不一样，绝不能被看作一样，也绝不能被当成一样。正因如此，我们拒绝接受北约成员国资助我们在科索沃的工作，而且从始至终一直批评北约有关人道的言论。同时这也解释了为何我们可以在地面上和武装部队在同一地方工作，却绝不会在它们的权力下活动。

有关「Droit d'Ingérence」──即以人道为名作出介入的国家干预权——的辩论，进一步证明了整个概念是如何含混不清。它著意把有关滥用权力的政治问题放到人道的层面上，同时又要用人道来把维持安全的军事行动合法化。假如人们把人道和维持公共安全的需要混为一谈，就无可避免要给人道抹上保护公共安全的色彩。大家不应忘记：根据《联合国宪章》，在某些情况下，成员国有责任以武力终止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行动，因此出兵根本无需用人道作借口。事实上，用这样的理由反而是危险的。这个周末，多国政府会在赫尔辛基讨论如何建立一支为人道目的而设的欧洲军队。我们要向这些政府呼吁，请他们停步，不要再在这条危险的、是非混淆的歧途上愈走愈远。但我们同时也鼓励这些政府共同寻求维持公共安全的有效方法，好让国际人道法和人权法得到尊重。

人道行动有其局限。它不可能替代决定性的政治行动。在卢安达出现灭族残杀的初期，无国界医生已出言要求国际使用武力制止暴行。红十字会也一样。可惜我们徒然疾呼，整个建制却木无反应，只知默从私利，罔顾政治责任，任由种族绝灭这种大家曾力言「从此不再容许」的罪行横行。到联合国「绿松石行动」（Opération Turquoise）发动时，当地的种族灭绝暴行经已完结了。

现在我想用一点时间，向我们邀请的其中一位嘉宾Chantal NDAGIJIMANA致敬。她在卢安达灭族暴行中失去了40位家人。今天她是我们在布鲁塞尔的同事。她在屠杀中幸存，但她的父母和兄弟姐妹，跟其他一百万人一样，惨遭杀害。我们好几百位当地的员工也不能幸免。当时我是吉佳利无国界医生的专案总管。我们卢安达同事在工作中表现的勇气，远超言语所能形容；他们牺牲之惨烈，以及我和所有无国界医生组织全体的刻骨哀痛，同样无法以言语描述其万一。

卢安达的血泪见证

我记得基加利的一位病人这样对我说：「Ummera, Ummera-sha/于梅拉，于梅拉沙。」这是卢安达话，意思大约是：「勇气，勇气，我的朋友，找出和活出你的勇气来。」这是我们在当地的医院里一位女病人对我说的。她不仅是被刀攻击，而是整个身体被人有意识、有系统地切割。她两只耳朵已被切掉，面部被人细心割毁，以至露出明显的刀刻图案。当天有数以百计的女人、小孩、男人被送进医院来，人多得我们只能把部分病人卧放街头。许多时我们就在街上为他们进行手术，医院四周的水沟名副其实血流成河。这位女士是无数情况相似的病人当中的一位——虽然活著，却要忍受非人折磨，痛苦无以名状。那刻我们唯一能为她做的，就是在伤口上缝上必要的几针，为她止血。情况严峻，远超我们所能应付。她知道还有无数的伤者。她知道，我也知道，还有无数的其他伤者。她用我从未听过的那样清晰的声音对我说：「allez, allez… ummera, ummera-sha.」 ── 「去，去，我的朋友，去找出和活出你的勇气来。」

人道行动的界线与政治责任

人道主张有其局限。没有任何医生，有能力制止种族灭绝行为。没有任何人道工作者，有能力制止种族清洗；正如没有任何人道工作者有能力发动战争。人道工作者也没有能力缔造和平。这些是政治责任，不是人道工作者必须履行的责任。让我明确重申：人道行动，是最非政治的行动；但若果认真看待其所作所为和道德性，人道行动却有著至为深远的政治含意。其一就是反对让犯罪者逍遥法外。

就前南斯拉夫和卢安达事件创设的国际刑事法庭，正好肯定了上述所言。国际刑事法庭的法规得到确立，也同样肯定了此一原则。这些都是重要的举措。可惜的是，在《全球人权宣言》颁布五十周年的今天，这法庭仍未成立，而有关原则在去年只得到三个国家签署确认。以这样的进度，法庭恐怕要等20年才能成立。我们到底还等甚么呢？不同政权一起维护公义的政治代价也许不轻，但无国界医生能够也必定会提出证据证明：让犯罪者逍遥法外的代价更加大得无法容忍。

唯有国家才有能力采取措施，确保人道法得到尊重，而且有关措施不能够只是象征性的。前南斯拉夫的斯雷布雷尼察，表面上曾经是偏安之所；当时无国界医生在现场，联合国也在现场。联合国声言会提供保护，还在地面派驻「蓝头盔」部队。可是当地人民被屠杀时，联合国却一言不发，袖手旁观。

有见及联合国两度试图介入前南斯拉夫和卢安达，却仍致使成千上万人死亡，无国界医生反对任何没有清楚界定责任范围、没有足够透明度以保障安全的军事介入。无国界医生不想要武装部队证明他们架设难民营帐的速度比非政府组织快。联合国的军事行动，应该是为了致力保障受害者权利的政府和政策而服务的。

未来假如联合国的军事行动是用来保护平民百姓，就必须多走一步，不要再像联合国秘书长对待斯雷布雷尼察和卢安达那样，仅止于罪己空谈。联合国的维持和平行动必须要改革。安全理事会成员国必须为它们投票赞成或不赞成的决定公开负责。他们行使否决权必须受到规管。成员国也必须确保有足够的资源，让联合国的决定得以落实执行。

不错，人道行动有其局限。人道行动也有其责任。这不只是有关正当行为的守则与技术的水平。人道行动首先是依据一套道德规范而建立的行为准则。人道行动的道德动机，必须以其实际结果来衡量。是以我们必须拒绝那些空谈为善的任何形式的道德中立。我们拒绝的「人道行动」负面结果，包括了1985年衣索比亚利用人道行动支持其强行迁民，以及1996年人道行动被利用来支持戈马地区难民营里主张灭族屠杀的政权。有时候，为了避免人道行动被利用来对危难中人群不利，实在有必要抽身离场。

从北韩到苏丹

较近期的例子，是1995年无国界医生成为第一个获得批准进入北韩的独立人道组织，但我们却选择在1998年秋天离开。为甚么？因为我们的结论是：我们无法在不受政府机关干预的情况下自由地、独立地展开救援工作。我们发现，食物援助被用作支持一个首先就制造千万人挨饥受苦的制度，而即使我们留下来，最困苦无助的人民极可能仍会继续困苦无助。我们的人道行动一定要独立地进行。有评估、分发和监管援助的自由，才能首先帮助最脆弱的一群。援助行动不能用来掩饰导致苦难的原因，不能被当作内政或外交的工具来制造而非消除苦难。假如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只能两害取其轻，认真考虑抽身离去。作为无国界医生，我们经常就人道行动的局限以及其含意未尽清晰之处进行反思──尤其当它无声地服从于政权和武装部队的利益。

上星期，美国国会通过了一条法案，批准将食物直接送交南苏丹的叛军。这完全违背了人道救援的意义和动机，令食物变成延续战火的燃料。这种做法，只不过是让政府得以推卸责任，不采取任何及一切可行的政治手法，去协助解决一场已经打了十七年、导致数以百万人死亡的内战。苏丹的内战，是名乎其实的人间苦难，几百万人流离失所、患病挨饿。在那里，人民经常遭受轰炸、抢掠、洗劫，甚至被迫为奴，但大企业的石油利益却得到保障；在那里，人道空间受到严厉管制，人道活动只能在个别的细小范围内进行；在那里，我们和其他非政府组织以及联合国的机构，都不得不经过重重波折、费尽力气来提供人道救援和保护。难道用食物来延长这场战争是唯一的政治选择吗？粮食救援和人道援助，如果真的是「人道援助」的话，就不能用作政治权谋的工具。所以我们必须谴责这种利用食物救援来达到其他目的、混淆人道援助真谛的行为。掌管政治者假如利用一辆救护车来遮掩其行动，那么其他的救护车也肯定会受到袭击。同样，假如容许食物成为作战武器，就等于认同强迫人民挨饿也可以成为一种作战武器。

捍卫人道救援的独立性

独立的人道主张，是为了协助和保护危难中的人群而每天克力奋斗，它展现在我们绝大部分不受新闻媒体和政治权贵注目的工作之中。它体现得最深刻、最密切的，往往是在那些被世人遗忘的战争和危机里、在那日复一日的磨难当中。非洲的天然资源和文化丰富无比，但无数非洲人却不折不扣的在痛苦挣扎。成千上万我们的同辈被迫离乡别井，到异域找工作、找生计、教育子女，但求存活。无数男女冒著生命危险，偷渡他邦，结果却被关进暗无天日的入境者拘留中心，或者只能在我们这些所谓「文明世界」的边缘，过著仅足糊口的悲惨生活。

我们的志愿人员和员工，就在这些每天尊严都受到严重侵犯的人群当中生活和工作。这些志愿人员自愿用他们的自由，要使这个世界变得比较可以忍受。有关「世界秩序」的辩论或许堂皇，人道行动的本质却非常简单：那就是，一个一个的个人，向置身最困难处境的人们伸出援手。援手就是那么的每次一条绷带、一针缝合、一支防疫注射，点点滴滴。对无国界医生来说，我们的工作遍及八十多个国家，其中超过二十个正处于冲突状态，因此我们的人道行动，还包括挺身向世界揭露我们所目睹的不公义现象。所作一切，都是为了希望暴力和破坏的恶性循环，不会无止境的延续下去。

我们接受今天这项殊荣的同时，必须再次感谢诺贝尔委员会。你们肯定了全球所有人民有获得人道救援的权利，也肯定了无国界医生选择的道路──就是要秉承拒绝沉默这个道德标准，继续勇敢直言；恪守志愿精神、不偏不倚的基本原则，以及坚持每个人的人性都必须得到充分尊重。我们的理想之所以能够转化成行动、无数受尽折磨的人之所以能够暂享安宁，全赖无数志愿人员和各国员工每日的艰辛奋斗。他们正是无国界医生所持信念的活见证。

谢谢大家。